音义文献与汉语音义学研究

万 献 初

何为“音义”？一般说来，注释读音的书叫“音”，解释语义的书叫“义”，合起来叫“音义”。古代汉字以音寄义，音切与训诂互为表里，标注、考辨字音主要是为了辨析字义，以便读通经文及其注文。“音义”或称“释文”，“释文”即解释文献语言的音和义，“音义”即注音以释义，则“音义”和“释文”都是音义书。我国古代的音义文献非常丰富，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一类，也就构成了汉语音义之学的文献基础。

湖北省图书馆的古籍目录版本学家阳海清先生主持编成的《文字音韵训诂知见书目》一书，2002年10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王皓为责任编辑。全书分五类收各种“小学”著作4813种12067部：小学“总类”124部；“文字”类4881部；“音韵”类3022部；“训诂”类2929部；“音义”类1111部。传统小学书目一般都只分“文字、音韵、训诂”三类，该书目增置“音义”一类，实属新举措，受到汉语研究者的关注。音义书是否该列为小学书目的一个独立门类，关系到汉语音义之学的建设和定位问题，值得展开来讨论。

一

传统所谓“小学”，就是今人所说的“语言文字学”。章太炎始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一文中为“语言文字学”正名并定义，使传统小学真正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而成为独立的汉语言文字学：“所谓小学，其义云何？曰字之形体、声音、训诂而矣”，但它不只是教识字、解经文的旧小学，“其实，当名语言文字之学”，它“非专为通经之学，而为一切学问之单位之学”，因为“一切言语皆有其根”，所以语言文字学除了识字通经之外，更主要的是通过字形、读音、意义的研究去“求语言文字之本原”。[①]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谓“周礼八岁入小学”，则早有“小学”之名。《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八体六技，《苍颉》一篇，《凡将》一篇，《急就》一篇，《元尚》一篇，《训纂》一篇，《别字》十三篇，《苍颉传》一篇，扬雄《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训纂》一篇，杜林《苍颉诂》一篇。凡小学十家，四十五篇。”则“小学”已指传统语言文字学，所录小学书目，皆为文字训诂之类。隋唐以后，小学渐分为文字、音韵、训诂三类，至清《四库全书总目·小学类》“惟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小学三分则成定式。故黄侃总结说：“今之所谓小学者，则中国文字、声韵、训诂之学也。……即于中国语言文字中研究其正当明确之解释，借以推求其正当明确之由来，因而得其正当明确之用法者也。”[②]

前人以及当今的丛书、书目绝大多数同《四库全书》，在经部下设小学类，再分文字、音韵、训诂三个子目，以《说文解字》为代表的字书归文字类，以《尔雅》为代表的训诂纂集之书归训诂类（也有把《尔雅》独立为经部一类的），以《切韵》（实即《广韵》）为代表的韵书归音韵类，而以产生于《切韵》同时代的《经典释文》为代表的音义书则不列入小学类中，往往被视为经传注疏的一个分支。音义书一般的归类方法是：单书的音义随其书归类，众书的音义则归在各部（多为经部）的“总义”类下。实际上是不把“音义”书归为一个独立的类，而散在各部各类之中，如《礼记音》归“经部·礼记类”，《经典释文》归“经部·群经总义类”，《汉书音义》归“史部·正史类”，《一切经音义》归“子部·释家类”，《文选音义》归“集部·总集类”等等。也有在“经部·群经总义”类之下设“音义”子目的（如《中国丛书综录》），但只收那些兼跨多经的音义书，不收单经音义，更不收其它部的音义，故这种“音义”不是完整而独立的音义书目类别。

然而，将音义书与小学类书并列之举古已有之，如《隋书·经籍志》云：“魏世又有八分书，其字义训读，有《史籀篇》、《苍颉篇》、《三苍》、《埤苍》等篇章，训诂、《说文》、《字林》、音义、声韵、体式诸书”，其中《说文》、《字林》与前列四“篇章”是以专门字书为类，余下四门是：文字（体式）、音韵（声韵）、训诂、音义，可见是明确地将音义书列为小学中的一类而与文字、声韵、训诂平列了，也就是认为“音义”不同于传注笺疏，而更近于语言文字之学。因此，音义书是否该集中为独立的一类，是否该归属语言文字学（即传统小学），就要进一步讨论“音义”的性质。

二

“音义”的主要特征是注音、辨音，故又称“音、音证、音训、音解、音隐、音义隐”等等，其中的“音”往往是训解、证明、阐发意义的手段，音义书是通过注音、辨音来释义的，它是传注的发展，但又不同于一般的传注笺疏。

周祖谟给音义书定义云：“音义书专指解释字的读音和意义的书。古人为通读某一部书而摘举其中的单词而注出其读音和字义，这是中国古书特有的一种体例。……这种书在传统‘小学’著作中独成一类，与字书、韵书、训诂书体例不同，所以一般称为‘音义书’，或称‘音书’。”[③] 清人谢启昆在其《小学考》中用六卷的篇幅专门考“音义”之书，共收音义书目268种，考定尚存者43种，余则标明“佚”或“未见”，他在卷四十五论及音义书的特点时云：“音义为解释群经及子史之书，故诸家著录不收入小学。然其训诂、反切，小学之精义具在于是，实可与专门著述互订得失，且《通俗文》、《声类》之属，世无传本者，散见于各书音义中至多。则音义者，小学之支流也。昔贤通小学以作音义，后世即音义以证小学，好古者必有取焉。”都是说音义书的性质特点更近于小学，应属传统小学中的一类或一支。

我们认为，音义具有兼跨经学、小学众多门类的特点，包含着多元的语言因素。首先，音义与传注（包括笺疏）不同。传注是通过解释词语来疏通经（注）文的意义，以释义为主，注释的着眼点是词义和文意。音义则以注音为主，因音辨义，注音又以辨析字音为多，此外才辅之以训释词义、校勘异文、辨明句读、疏通文理，虽然注音的目的是为了明义，但音义的着眼点和辨注对象主要是读音。因此，传注是文意解释型的，音义是音读辨析型的；传注主要是语文学的，音义主要是语言学的；传注多是经学的内容，而音义主要是小学的内容。

在小学范畴内，音义与文字学的析形求义完全不同，无须多言。音义只在释义通经的总目的上与训诂相同，在具体的注释对象和方法上与训诂又不相同：散在传注中的随文释义的训诂是直接释义的，很少注音；训诂纂集（如《尔雅》等）是把散在传注中的词义训释汇编起来，也很少注音，而音义以注音、辨音为主，因音辨义，音明然后义自明，其注释、辨析的对象主要是音读。音义与音韵（韵书）都是辨析、研究语音的，但韵书主要反映某时某地某语音系统的特点和面貌，不注重语音所负载的意义；音义书则主要通过注音、析音来辨明经注文句中被注字的意义，注音是释义的手段，正如唐顾齐之所谓：“文字之有音义，犹迷方而得路，慧灯而破闇，……得其音则义通，义通则理圆，理圆则文无滞，文无滞则千经万论如指诸掌而已矣。”[④]

我们以陆法言《切韵》作为韵书的代表，以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作为音义书的代表，可以比较出两者不同的性质特点：

1）韵书要给当时整个社会使用的各类文字注音，常用字更要遍注音切，要建立规范性的读音系统；音义书只为限定的经注文本中需要辨音明义的字头注音，如《经典释文》中“二、门、雪、人、我、多、公、受、买”等音义易晓又无别义异读的常见字就不出注。

2）韵书注音是为了确定被注字的音韵地位，无异读的字头只注一次切语；音义书则是随文注音辨义，需要注音的同一字头在不同处出现就得重复施注，以至同一字头注同形同音切语高达千次。

3）韵书是可供查检的辞书，音注体例体现音系的特点，以四声为纲，按韵目排列，利于查检字的音韵地位；音义书是为读经者辨音明义的，依经注顺序随文摘字为音，按需施注，故不是每个字都能从中找到音韵地位的，它并不着意建立语音系统。

4）韵书“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建立的读书音系大体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有较强的规范性；音义书面对经典文献，释义通经是注音的目的，不同时、地的读法今人不能理解，故要保存经师异读、假借破读和古旧方俗之音，方能遍通经注，其语音层面复杂。

5）韵书要准确注音，一般只用反切注音法；音义书要与传注配合来疏通经注的音义，需要标注字音、辨析音变构词、明假借、析字形乃至辨协韵，单用一种注音方法是不够的，故《经典释文》等音义书在反切大行之后还要用“音”、“如字”、“某某之某”、“读”、“协韵”等多种注音方法来分别体现被注字在形、音、义上多种多样的差异和相互关系。

音义书标注、辨析的主要对象是音，注音是为了明义，这就形成了“音义”的多元性特征，正如沈兼士所言“注音之字，往往示义，而释义之文，亦往往示音”，[⑤] 因音辨义，音义并重，所以才叫“音义书”。正因为音义书“音”近音韵而“义”涉训诂，才使它类属难定，游离乎经学小学之际，徘徊于音韵训诂之间。如方孝岳就认为以《经典释文》为代表的“书音”（即音义）应属于训诂学中的一个门类：“书音者训诂学，韵书者音韵学。韵书所以备日常语言之用，书音则临文诵读，各有专门。师说不同，则音读随之而异。往往字形为此而音读为彼，其中有关古今对应或假借异文、经师读破等等，就字论音有非当时一般习惯所具有者，皆韵书所不收也。所谓汉师音读不见韵书者多，往往即为此种，而此种实皆训诂之资料。”[⑥] 我们说，恰是因为音义书有不同于传注、音韵、训诂的独特性质，才使它在汉语研究中具有独到的价值和意义，所以要在语言文字学文献中增置“音义”为独立的一类。

三

王力《汉语史稿》把汉语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汉初（公元前三世纪）到东晋末（五世纪），是语义研究的阶段；第二阶段从南北朝初（五世纪）到明末（十七世纪），是语音研究的阶段；第三阶段从清初（十七世纪）到现在，是全面发展的阶段。”[⑦]

汉语研究从第一阶段以《毛诗诂训传》、《尔雅》为代表的语义训诂重点转移到第二阶段音（义）书、韵书大行的“音韵锋出”的语音研究重点，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第一，魏晋以后，汉语的语音系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周秦古音向隋唐今音的重大转变；第二，随着社会和思维的快速发展，需表达的词义快速增长，周秦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的词汇系统已经不能满足日益膨胀的词义表达的需求，而双音词产生的高峰期尚未到来，为缓解词形（汉字）数量不足与词义表达需求过大的矛盾，变音别义、音变构词就一度形成大势，巨量的音变、音借现象积淀在典籍及其传注之中，以至不分析音读就不能明确词义和文意，于是音义书就应运而生；第三，六朝骈俪文风促进了诗律学的发展，追求韵律、节奏之美，就需要准确地分析和把握汉语的语音体系和语音结构，当时的学者从大量的佛经翻译之中认识了印度的语音学（声明），转而用于汉语的语音研究，于是反切很快成为主导的注音方法，声调得到认识并用于分析诗歌创作中的“四声八病”，韵部的系统分析和归纳就形成了韵书。

韵书主要任务是标明汉字的音韵地位，建立规范性的读音系统。而音义书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前代文献语言的读音所涉及的语义问题。如上所说，汉字数量的增长总是赶不上汉语词义表达的需求，音义与字形不断磨合、冲突，再磨合、再冲突，经典传注中的这类冲突累积并传递到六朝前后，矛盾已经达到高峰，一字形兼表多音多义，负担越来越重，不定音则不能定义，故需要用注音辨音的方式来确定语境中的词义，因此音义书所注音切中明假借的破读就多，辨析音变构词的异读就更多，只有词汇双音化才是解决这种矛盾的必然办法，但当时还处在汉语词汇以单音词为主的时代，因音辨义还仍然是其时缓解音义与字形矛盾的最有效手段。也就是说，音义书的产生与兴盛是汉语发展史上的必然，随着双音词增多并不断消除音义与字形的矛盾，因音辨义的音义书才会完成其历史使命而逐渐走向消亡。

唐颜师古在其《汉书叙例》中说：“字或难识，兼有借音，义指所由，不可暂阕。若更求别卷，终恐废于披览。今则各于其下，随即翻音。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众所共晓，无烦翰墨。” 他看到了标注“音义”的方式在解决字形与其所负载的多音多义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是十分便利的，也是非常必要的，这就是音义书一度极为风行的内在原因。

就《隋书·经籍志》等书目所载和《经典释文·序录》所列征引书目来看，汉魏六朝的“音义”（包括“音”等）著作十分丰富,主要有:

孔安国《尚书音》,郑玄《尚书音》、《毛诗音》、《三礼音》,服虔《春秋左氏音》, 孟康《汉书音》，王肃《易音》、《毛诗音》、《三礼音》，高贵乡公曹髦《春秋左氏音》，孙炎《尔雅音》，嵇康《春秋左氏音》，司马彪《庄子音》，郭象《庄子音》，郭璞《尔雅音》、《山海经音》，李轨《易音》、《尚书音》、《毛诗音》、《三礼音》、《春秋左氏音》、《春秋公羊音》、《庄子音》、《二京赋音》，范宣《仪礼音》、《礼记音》，刘昌宗《三礼音》，徐邈《易音》、《尚书音》、《毛诗音》、《周礼音》、《礼记音》、《春秋左氏音》、《论语音》、《庄子音》，蔡氏《毛诗音》，孔氏《毛诗音》，阮侃《毛诗音》，江惇《毛诗音》，干宝《毛诗音》，徐爰《毛诗音》、《礼记音》，射慈《礼记音》，谢桢《礼记音》，孙毓《礼记音》，缪炳《礼记音》，曹耽《礼记音》，尹毅《礼记音》，范宣《礼记音》，沈重《礼记音》，王晓《周礼音》，戚衮《周礼音》，诸诠之《百赋音》，陈国武《司马相如赋音》，邹诞生《史记音》，施乾《尔雅音》，谢峤《尔雅音》，顾野王《尔雅音》，萧该《文选音》，包恺《汉书音》，夏侯咏《汉书音》，刘显《汉书音》，佚名《三仓音》、《证俗音》、《史汉音》等。

   又有服虔《春秋音隐》、《汉书音训》（或作音义），应劭《汉书音义》，晋灼《汉书音义》，韦昭《汉书音义》，徐广《史记音义》，臣瓒《汉书集解音义》，蔡谟《汉书音义》，阮孝绪《正史削繁音义》，臧兢《范汉音训》，沈重《毛诗音义》，萧该《汉书音义》，延笃《战国策音义》、《史记音义》，宋衷《史记音隐》，柳𧦬《史记音解》，刘芳《毛诗音笺证》，于氏《毛诗音隐》，谢氏《礼记音义隐》，佚名《说文音隐》、《字林音隐》等。[⑧]

    对照传注来看，汉孔安国和郑玄之“音”可能是魏晋经师根据传注的义训考订出来的，他们未必著有专门的音义书，余者则实有音义之作。但上列音义书原本多已亡佚，如今所能见到的，或是散在注疏所引中，或是近人的辑佚本。欲全面了解音义书的内容和性质，可从《经典释文》研究入手。

四

《经典释文》三十卷，陆德明（约550-630）撰，成书于隋以后至唐以前（606-621），[⑨]音义书辨字音是为了明字义，故“释文”就是“音义”。《经典释文》共为《周易》、《古文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十四部经典的经文及其注文作音义，主要使用采摘单字作注的方式来注音辨义。《经典释文》以释音明义为主，兼及辨析异文、句读和校勘，集六朝音注之大成，也是对前代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具有总结性意义的一部巨著。唐张参《五经文字·序例》云“陆氏释文，自南徂北，徧通众家之学，分析音训，特为详举。”它不仅成为阅读古代文献的重要工具书，更为后人研究文字、语音、词义和构词法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因而它既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又有很高的语言本体研究价值。

我们将《经典释文》音注条目按字头切成卡片，查出并补齐被注字所在原文的句子，再录入电脑做成音切资料数据库，也就是建立专用语料库，利用电脑作穷尽性的系统分析和研究，统计数据、排列表格、显示频率、寻找和归纳内在规律，从而得到合理的解释和精确的定性、定义，然后探求相关理论。[⑩]

分类数据显示，《经典释文》全书给7371个字头标注了70803次音切，主要用“音”、反切、“如字”、“某某之某”和“读”等术语来统领，这些音切有四大内容：直接标音显义的占52.3%；辨析音变构词的占44.2%；辨明假借字的占2.3%；辨析字形同异正讹的占1.2%。总数据显示：全书用反切次数最多，占68.1%；用“音”第二多，占26.4%。用于直接标注字音来释义的音切占52.3%，用于辨析音变构词的音切占44.2%，两者见次率接近。各个术语各种内容的数据类聚，显示了各自不同的规律和特点，透露出很多的语言信息，研究表明：

《经典释文》是一部辨音明义的音义书，标注、辨析音切是其主要工作。它标明所引的音切逾万数，征引百数家，有古音、旧音、方音、世音、俗音、今音，有各派师传的不同读音，有汉魏六朝各个时段不同人的读音等。所以说，《经典释文》音切反映的是多层面的文献书面语言的读书音，不是某时某地单一的语音系统。因此，《经典释文》音切在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和文献学研究上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

1）《经典释文》依经注原文的顺序摘字为音，顺文句语境来辨音明义，对读通并准确理解所注文献具有重要价值。

2）《经典释文》有用于辨明假借的音切1640次，有直接辨析字形的音切870次，还有近8千条异文多与音切相关，这些都是以字形辨析为主�

汉语的单字音变构词阶段今天已经成为历史，但它是汉语语音和词汇发展史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中古汉语比上古增加了大量的异读，语音系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应是音随义变的大量音变构词起了催化剂的作用。《经典释文》音切广泛而完整地记录这个阶段汉语词汇在音义上分化的发展状况：叠音、变声、变韵、变调以及多项共变的；已经分化定型的、正在发生分化的、刚现苗头而尚未全面音变的；形成古今字进行字形分化的、不需要或来不及形成古今字的等等。不仅如此，《经典释文》录存的早期异读材料还可能保存了上古构词形态的信息，如叠音和变声中可能有复辅音及其分化的痕迹、变韵中可能含有语音内部曲折的痕迹、变调中可能有词尾的增减变化痕迹等等。潘悟云曾言及此：“《经典释文》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异读，其中有些虽然是各种方音的反映，但是更多的是上古形态现象的残留。基于这种认识，通过《经典释文》的异读研究，也许能够开辟一条探索上古汉语形态之谜的途径。”[⑬] 此外，音变构词的海量数据类聚显示不少对语音发展史研究很有价值的材料，如去声变换构词的巨量数据和多种状况对探索去声的来源和汉语四声的发展有很大的例证价值，清浊声母互换构词的活跃性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中古全浊声母的性质，音变构词形成的古今字能够帮助我们去探索同源分化的字词中语音的变化方向和轨迹等等。

小  结

通过以《经典释文》为音义书个案所进行的结构、内容和性质特点的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出：音义书的突出任务是解决前代文献语言的读音与语义、字形的关系问题，故要示音变、析异读、辨异文、破通假、明故训。音义不同于传注，传注只需解释词义和疏通文意，而音义含有丰富的语言研究内容；音义不同于训诂，训诂是直接训释词义，而音义总是通过辨音来明义；音义不同于音韵，音韵学只研究语音自身，而音义不作抽象的纯语音研究，它以注音为手段来辨析和确定词在当句语境中的具体意义。

音义书总是要考虑意义，要把音义关系落到实处。千百年来，汉语的音、义和负载音义的词形（汉字）在不断发展变化，这些历时的变化积淀在汉语的文献语言之中，音义书为某个文献辨音析义，就必然要反映不同时代不同语境所形成的多层面的纷繁复杂的音义关系。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能利用音义书丰富多样的音切材料作多层面多角度的语言研究，这是单纯的字书、韵书和训诂纂集所不能比拟的。

当今的语言学经历了单纯研究语言形式的结构主义阶段，进而着力关注语言形式与其内容的结合。结构语言学大师布龙菲尔德曾说过：“对于意义不加考虑的语音研究是一种抽象的研究。”[⑭] 二十世纪的汉语音韵学基本上是这种抽象的语音研究，而考虑意义的语音研究，也就是汉语的音义研究，非常薄弱，已有的少数研究也往往是个别性、边缘性的。就汉语言文字学整体发展的趋势和需要而言，确有必要建立起我们的“汉语音义学”。因此，《文字音韵训诂知见书目》增置“音义”类是正确的、必须的，而且是得其时的。

西方语言学中已有“音义学”（phonose mantles）学科，定义为“研究语言符号中语音和语义之间相互关系的一门学科”。虽然音义关系的研究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但成为一门学科只是近20年的事情，其标志是苏联语言学家 Stanislav Voronin 1980年首先提出“音义学”的概念，1982年出版俄文版的《音义学原理》中首先使用了phonose mantles一词。[⑮]不过，西方的“音义学”主要着眼于语音与语义的像似性，偏重于发生学方面的研究。

我们汉语的音义关系研究远源流长，内容丰富。先秦文献中就有了“声训”，如《论语》“政者，正也”；《孟子》“庠者，养也”；《荀子》“君，群也”等，发展到汉代，就有了刘熙集声训之大成的《释名》。然后，就是如前文所列的汉魏六朝大量音义书的涌现，到隋唐则出现了《经典释文》和《一切经音义》这样集大成的音义著作。再往后，历代都有仿《经典释文》体的音义书，所注音义遍及经史子集的许多重要典籍，《文字音韵训诂知见书目》“音义”类所收的1111部，多是《经典释文》系统及其后的各种音义书，它以前的音义书则只存少数近人的辑本。“别义异读”是音义之学中的重要部分，集中了大量的汉语音变构词材料，自宋代贾昌朝撰《群经音辨》分类辨析《经典释文》所录别义异读后，该类著作时有出现，成为音义书中的一个分支，连王念孙也撰有《音义异同》一卷，该类著作篇幅大收录全的有清代殷秉镛《兼韵音义》四卷、诸玉衡《韵辨一隅》八卷、孙同元《今韵三辨》八卷等。正是由于这些代代累积的音义资料为传统小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清代小学家们才可能以“因声求义”为主要方法去研究古文献中的语言现象，并取得全面而又辉煌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成果。

这个系统，正好该是我们“汉语音义学”研究赖以成立的材料系统，其中，历代音义书中的音切是最主要的研究材料。要特别强调的是：音义书所标注的音切中，有近一半是辨析汉语音变构词的，这是汉语发展史上应该倍受关注的语言现象，但过去研究得很不够，我们完全可能利用这批宝贵资料，去探求一度蔓成大势的汉语单字音变构词法的真实面貌，并旁及与之相关的语音、词汇、语法和字形的演变，还可由此探寻上古汉语构词形态的奥秘。

传统语言学一向极为重视音义关系的研究，乾嘉之学以“因声求义”见长，自不待言。章黄之学既继承乾嘉学统，又吸收西方科学的研究方法，成系统地研究汉语的音义关系，建立起新的词源研究体系，章太炎先生有音义研究专著《文始》，黄侃先生有《说文同文》，为汉语音义学研究开启了先路。

就我们武汉大学的音义研究传统而言，刘伯平先生《初文述谊》探求“音篆相承”之奥秘。黄焯先生《经典释文汇校》更是直接为音义学研究铺平通路。本师宗福邦先生于编撰《汉语大字典》、《故训汇纂》中审订音读时反复比照、使用《经典释文》音切，心得良多；今主编《中华大典·音韵分典》和《古音汇纂》，更是系统地董理大量音义文献，指导我们步入汉语音义学门径。有如此丰厚的音义文献和师承基础，我们必当加倍努力，继承前辈的学术，充分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工具和思维方式，把“汉语音义学”建设成为一门扎实的研究生课程，一门富有特色的汉语研究学科。